在湖北方言中，有一个词叫作“不服周”，意思就是不甘心、不服气。这个词的由来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，反映了楚国对周朝的抵抗。楚国虽然在名义上是西周的封国，但实际上两国之间长期处于敌对状态，战争不断。甚至到了西周末期股票加杠杆，楚国的君主直接称王，与周王平起平坐。最令人意外的是，西周发起的多次战争，都是主动挑起的。那么，西周为何要对楚国发动如此激烈的战争呢？
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得从楚国的起源谈起。根据《楚居》《史记》等古籍的记载，楚国的祖先追溯到远古的颛顼氏。颛顼有一位孙子名叫重黎，他成为了远古时代的火官，并被封为祝融。传说祝融与共工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，造成了“崩天柱折”的灾难，最终女娲补天的故事也由此产生。在传说中，祝融是火龙，共工则是水龙。实际上，龙的形象源自蛇，上古时期伏羲和女娲的形象也是人身蛇尾，而祝融作为火正，最终演化为火龙。

在铜石并用的时代，冶炼金属需要高温的火，而火正显然是掌握着这一技术的官员。楚人祖先最早居住在昆吾，而昆吾正是中原地区铜矿的重要产地之一。根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“昆吾之山，其上多赤铜”，赤铜即为红铜，是青铜之前的铜器。而《拾遗记》也记载了黄帝曾在昆吾山冶炼红铜。因此，祝融的活动地点昆吾与冶炼铜器的历史息息相关。

随着夏朝的兴起，昆吾依然是冶铜的重镇。然而，在商汤灭夏的过程中，昆吾成了目标，被彻底摧毁。昆吾的失落让楚人选择南迁，并将青铜冶炼技术带到了南方。南方的铜矿资源非常丰富，尤其是在湖北、湖南、江西和安徽等地，铜矿遗址遍布。楚人将先进的冶炼技术传播到这些地区，极大地推动了南方青铜时代的发展。考古学家在这些地区发现了大量青铜器遗址，证明了楚人对南方青铜文化的贡献。

例如，在江西新干县的炭河里遗址，考古学家发现了超过300件青铜器，其中最有名的是四羊方尊、兽面纹瓿等。在湖北盘龙城遗址，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冶炼工具。这些遗址大多数可以追溯到商朝时期，表明了南方的青铜文明正是在楚人南迁后兴起的。

商朝时期，楚国的祖先逐渐与商朝建立了联系，双方结盟并联姻。清华简《楚居》记载了楚国祖先季连与商朝的盘庚之子会面，并娶了盘庚孙女妣隹为妻。这一联姻使得楚国与商朝的联系日益紧密。考古学家指出，商朝的青铜文化与南方的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。例如，盘龙城、炭河里和大洋洲遗址，都是商朝青铜文明的代表。而南方的青铜冶炼技术可能也反过来影响了商朝的青铜文明。商朝对铜矿的需求巨大，因此与楚国的联系不可忽视。

商朝逐步走向巅峰，特别是武丁时期，商朝在对外战争中频繁扩张，而铜矿的需求也急剧上升。为了获取更多的铜矿，商朝开始对楚国发动大规模战争。正如《诗经·商颂》中所述：“挞彼殷武，奋伐荆楚，深入其阻，裒荆之旅。”这表明商朝曾经深入荆楚地区，并对楚国形成了巨大威胁。然而，商朝并未成功征服楚国。甲骨文中的卜辞也多次提到楚国的叛乱，这表明楚国一直未能被商朝征服。

随着商朝的灭亡，周国崛起，楚国与周国结成了反商同盟。周朝灭商后，封诸侯，楚国获得了名义上的子爵爵位。2011年，考古学家在湖北随州叶家山的曾国墓地发现了铭文明确记载的“荆子鼎”，其中写道周成王封赐诸侯，而“荆子”正是指楚国的祖先。这表明西周时期楚国确实是周朝的一个封国，且其都城位于随州一带。

然而，楚国与西周的关系并未长久保持友好。西周曾在岐阳召集诸侯，楚国被视为蛮夷，不受欢迎。根据《国语·晋语》的记载，楚国被排除在诸侯会议之外。这一事件使楚国与西周之间的关系恶化，楚国逐渐脱离了西周的封建体系。西周的国力曾在周公东征后达到巅峰，东方的许多部族纷纷南迁避开周朝的威胁，楚国也随之南迁至江汉地区。

周康王去世后，周昭王即位。周昭王曾两次南征楚国，但都未能取得胜利。据《竹书纪年》记载，周昭王最后一次征楚时，整个军队全军覆没，昭王也在江汉战死。周昭王死后，周穆王即位，虽然他未再南征楚国，而是将重点放在了西北和东南的征战，但周朝的衰落已经开始。随着周朝的力量衰退，楚国在江汉地区的扩张开始加速，尤其在周昭王死后，楚王熊渠宣布“不与中国之号谥”，并将自己的三个儿子封为王。

西周与楚国的关系急转直下，主要原因还是铜矿资源的争夺。西周建国后急需大量铜矿来冶炼青铜器，而铜矿的运输路线成了争夺的焦点。周昭王南征楚国，显然是为了控制南方铜矿运输线，获取更多铜矿资源。同时，周穆王东征徐国，目的是打通安徽、江苏的铜矿和锡矿资源。西周的青铜文明随着楚国的崛起逐渐衰退，青铜器的数量和质量开始下降，铅含量却显著上升，这反映了铜矿资源的不足。

到了周宣王时期，西周为了重新获得铜矿资源，再度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，企图重新控制铜矿运输路线。然而股票加杠杆，由于战争过多，西周最终陷入了疲惫，国力逐渐枯竭。最终，周幽王即位后不久，西周便被犬戎所灭。西周灭亡后，楚国趁机扩张，吞并了周朝曾封的“汉阳诸姬”，成为春秋初期最大的国家。随着中原各国铜矿资源枯竭，铁器冶炼技术逐渐取而代之，推动了中原农业的飞速发展，最终在汉朝时期，南方农业才赶超北方，成为中国农业的主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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